中国期货祖师爷：中国的“洛克菲勒”荣氏家族-第2页

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

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，荣氏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。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%，布机数占28%，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/3左右，占上海市的1/2，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，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。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：“当今中国人，有一半是穿我的、吃我的。”1933年是他的60岁大寿，在贺寿堂会上，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：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吾今已届六十，纱锭数达到六十万，我还要活到七十岁、八十岁，纱锭要达到七十万、八十万……”

遭遇危机

1934年，荣氏家族迎来了最暗淡的一段时期：家族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。当时，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，国内通货紧缩，人心浮动，而日渐增多的民国政府赋税也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。仅申新纺织一家，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。紧接着，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，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，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。1934年，纺织、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，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，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。

疯狂的举债扩张和巨额投机

荣氏的危机，除了客观原因，和其长期执行的经营战略也有很大关系。荣宗敬大胆扩张，见到机会咬住就上，他的经营哲学是“只要有人肯借钱，我就敢要，只要有人肯卖厂，我就敢买”，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。“多买一只锭子，就像多得一支枪。”早就成了荣宗敬的一句名言。另外，从1926年开始，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“洋麦”和“洋棉”。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，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，荣氏企业巨亏1000多万。当1934年陷入危机的时候，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，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，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。到1934年3月，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，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，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。

兄弟分歧

荣德生节俭自奉，生活简朴，平日一袭长衫，布衣布鞋，一顶普通的瓜皮帽，饭食简单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喜欢宴会，晚年完全素食，至用香烟壳写便笺。荣宗敬则认为“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”，他的座车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轿车，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气派的办公大楼，他弟弟心里就有不满，觉得用人既多，耗费日增，而且从此多事。荣宗敬买下英国人的一幢三层花园大洋房，门楣、窗沿都有美轮美奂的雕花，窗户全是当年进口的彩色拼花玻璃，装饰极其奢华。兄弟俩性格不同，经营作风上也有许多不同。荣宗敬重业务，主张做交易所；荣德生反对交易所，重视生产成本。荣宗敬重洋，喜欢请外国人，重视科学知识；荣德生重土，比较保守些。荣宗敬着重上海，开工厂集中于上海，认为上海是交通、金融中心，经济调度便利，电力没有问题；荣德生着重内地，他计划向南京、徐州、连云港(行情601008,诊股)(601008,股吧)、郑州发展，买了一批地皮，认为内地这一带出产原料，工人工钱便宜。

人生污点

1937年12月初，日军成立了“上海市民协会”，委员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21个知名企业家，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、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、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等。据《大美晚报晨刊》报道，12月24日“上海市民协会”的第一次准备会议召开，会后委员们“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，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，请求谅解”。虽然荣宗敬表示“吾人必须勇往直前，做减少人民痛苦之举，无须惧怕，只需宗旨纯正，可不问其结果如何。”但此举仍被视为汉奸行为，上海市商会、总工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，宣布该协会为“非法组织”。几天后陆伯鸿则被国民党特工暗杀，顾馨一家中被投掷手榴弹，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后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“市民协会”，接着避走香港，并与1938年病逝于香港。

为抗日做出重大贡献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荣家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，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。“八?一三”事件后，他们第一批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。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，荣德生以“乐农氏”之名首先捐助面粉一万包，后来又捐出两万包，其中一万包用来救济难民。

“孤岛”再现辉煌

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，上海租界成为“孤岛”，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，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，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。那段时期，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，就是被日军强占；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，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，“无不市利百倍”。在这段时间，荣家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，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。在战争中，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。在租界内，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。1941年7月，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“归为国营”，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，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。

“天元计划”和“大农计划”

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产业遭受重创，但荣德生在古稀之年还有着雄心勃勃的“天元计划”，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领域，想由面粉而扩大到各主要食品，由纱布扩大到印染、丝绸、麻葛等，机器从翻砂、铁工扩大到重工业，能自造各种母机，办学从小学到大学，筑路则环太湖接通，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“天元实业公司”系统。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家，而是事业家。1942年他还替国家拟订“大农计划”，主张在甘肃、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广，工、农、牧、学并举。但由于内战的爆发，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。

荣德生遭绑架

1946年4月25日，“面粉大王”、“棉纱大王”荣德生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，轰动一时。绑匪们向荣家勒索50万美元。当时荣家的资金大都用在恢复企业和扩建新厂上，要拿出50万美金绝非易事，但又怕延误了绑匪会撕票，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，一切都在暗中进行。33天之后，终于筹齐50万美金，荣德生才被放回家。但此案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，下令查办。案件最终侦破，追回了赎金，但负责查案的人却向荣家索要破案费，荣德生为了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，先后付出60万美元，仅军统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，就有15万美金，外加一栋小洋楼。

荣德生选择了留在大陆

新中国成立前，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，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。当时的“十大资本家”，有9家举家迁徙，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，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。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，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。他对此是有考量的，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，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。荣毅仁的家眷，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。对于荣毅仁的留下，如今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；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，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，阴差阳错地留下了。

荣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营

1954年，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。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，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。荣毅仁却说，“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，不走也得走。只要接受改造，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，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。”由此，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，变为国家所有。当年，申新集团成立，荣毅仁成为总经理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“红色资本家”，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，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。荣毅仁在最辉煌时，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。

荣智健和中信帝国

1978年，荣毅仁受国家之命，组建中信公司，意在向国际融资。几乎就在同期，荣智健放弃了清华的研究职位和家人，独自去香港闯荡。1986年，荣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，出任总经理。此时，荣智健已来港多年，早已不是那个初入商界的名门之后，他的一番资本运作成绩，似乎是为了向外界证明，自己不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。2002年开始，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。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。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，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，荣智健应是第一人，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，张扬其个性。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，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，生活较为豪放。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，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，但仍引来不少“挥金如土纨绔富豪”的议论。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。2009年因投资外汇巨亏而辞去中信泰富集团主席，2014年9月香港证监会起诉中信荣智健，为“炒汇案”4500股民讨赔偿。

荣宗敬后代“衰落”

相比荣德生的后代，大哥荣宗敬的后人显得有些“没落”了。荣宗敬逝世后，其儿子继承了他张扬、奢华的生活理念，然而却没有了他在事业上指点江山的能力。1949年前，荣宗敬儿子荣鸿元等过生极其奢华的生活。上海银行(行情601229,诊股)副经理李芸侯目睹荣鸿元、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，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、跳舞，大开酒筵。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说，现在淮海路上的美国总领事、日本总领事官邸分别是荣鸿元、荣鸿三的住宅。1948年9月4日，荣鸿元以“私套外汇、囤积居奇”的罪名被捕，在提篮桥的特种刑事法庭上当庭放声大哭。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，但荣鸿元还是被关押了77天，幕后交易进行了70多个晚上。到11月18日开庭宣判6个月监禁，缓期2年。荣鸿元元气大伤，出来不久就携带着大部分的资金撤离大陆，去了香港。荣宗敬的孙辈目前则分散在香港、巴西、德国各地。